齐格蒙特·鲍曼

第一章 工作的意义：创造工作伦理

  • 第一个前提是：为了维持生活并获取快乐，每个人都必须做一些他人认同的有价值的事，并以之获取回报。
  • 第二个前提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是可耻的——道义上来说愚蠢又有害。
  • 戒律的内容如下：即使你看不到任何得获，你也应该继续工作。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
  • 内隐的一个假定是，绝大多数人都有能力工作，可以通过出售工作能力获取相应收益，用以维持生活。
  • 另一个内隐的假定是：只有公认的有价值的工作——那些可以要求薪水回报的，可以用于交易的——才会被工作伦理认同。
  • 在过去，人们通过自己设定目标、自己控制进程，获得工作的意义和动力，但现在，他们只能被动地完成由他人设置和控制的任务，工作对他们而言失去了意义。
  • 新的工厂系统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身处复杂机器之中，如同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工作的那部分。
  • 就目的而言，工作伦理改革运动是一场关于控制和服从的战争。
  • 一旦被推行，工作伦理也把生产活动和人的需要分离开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人们优先考虑“能做什么”，而非“需要做什么”。
  • 上层阶级希望劳动者只具有奴隶的价值。工人应该是勤勉的、专注的，永远不要考虑自己，只对主人忠诚，依附于主人，他们应该认识到自己在国家经济中最适当的地位就是过去种植园经济时代奴隶所处的地位。我们平时赞赏的人类美德，到了奴隶身上就成为了罪恶。
  • 这种拒绝进步的抵抗经常被用来证明穷人的懒散，以及强硬、严格、不留情面的工厂纪律在道德上的必要性。
  • 工作伦理希望一石二鸟：解决迅速发展的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问题，并处理后传统社会不得不面对的最令人头疼的问题——必须为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无法适应环境变化、无法在新体系下维持生计的人提供生活必需品。
  • 逐渐形成共识的是，穷人是可以被牺牲的，无论他们是否该对自己的处境负责。如果有什么办法可以在不增加社会风险的前提下简单地摆脱他们，
  • 如果穷人生活得很痛苦，他们的数量就会大大减少。这是所有捕鼠者都知道的秘密：堵上粮仓的缝隙，用持续的猫叫声、警报声和陷阱的开关声折磨它们，这些负担就会消失，不再出现。如果被许可，更简单的方法是用砒霜，或其他一些略温和的方法。
  • 毕竟，工作伦理主张：无论生活多么悲惨，只要它是由劳动报酬支撑的，就具有道德优越性。有了这样的道德准则，满怀善意的改革者可以宣布，社会向无收入者提供的援助应当符合“最小化原则”(principle of less eligibility)，并认为这个原则是向更人道的社会迈出的重要一步。
  • 首先，它把“真正的穷人”和那些为了逃避工作伪装的穷人区别开来。
  • 其次，其他援助的废止，也让穷人们再次认真考虑工作伦理的要求。
  • 救济院的恐怖生活成为评估工厂雇工生活质量的参照，帮助雇主更加肆无忌惮地加大对劳工的压迫，不用担心他们反抗或是退出。
  • 基于无条件服从的纪律规范，通过自上而下的有效监督，固化乏味的、规律有序的行为。
  • 工作类型也定义了人们应该匹配的生活标准，定义了他们应当与谁为伍，应当与谁划清界限。
  • 工作类型影响着人们的全部生活，它不仅决定了与工作过程直接相关的权利和义务，而且决定了预期的生活水平、家庭模式、社会生活和业余生活、礼仪和日常行为规范。
  • 难怪在19世纪，具有社会意识的医疗科学定义的健康典范，是够胜任工厂工作和兵役的男性形象。
  • 产品是财富扩张的基本资源，其数量取决于“活劳力”(living labour)直接参与生产劳动并服从于生产劳动的逻辑；生产角色(productive roles)是这个体系的基本单位。政府的强制力(coercive powers)主要用于实现资本和劳动力的“商品化”。
  • 资本的活跃和就业的增长是政治的主要议题。衡量政策成败的主要指标是：资本的雇佣能力和民众对生产过程的参与程度。
  • 工作伦理把这种共同参与视为所有成员（更确切地说，所有男性成员）的道德责任和使命。
  • 工作伦理要求人们选择一种献身于劳动的生活，但这也就意味着没有选择、无法选择和禁止选择。
  • 美国梦劝告人们，所有工厂里遭受的苦难只是暂时的烦恼，屈从老板的虚妄只是成为老板的必经之路。
  • 毕竟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的机会越来越渺茫，通过辛苦工作逐渐“自力更生”的自由之路也越走越窄。
  • 社会生存质量的权力斗争变成了获得更多金钱的斗争，经济收益成为自治自主的唯一体现，这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实现了当初工作伦理在经济手段和偶尔的肉体胁迫的帮助下徒劳争取的目标。它在现代生产者的思想和行动中灌输的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精神”，不如说是以经济水平评判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倾向。
  • 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社会后续的发展——从生产者社会转向消费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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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 其中最重要的涉及人们被培养、训练以符合社会认同要求的模式，也即人们融入社会秩序并获取自己一席之地的模式
  • 技术的进步在就业萎缩的前提下确保了生产力的增长，工厂的员工越来越少，“精简”成为新的行为准则
  • 如果消费者无法对任何目标保持长期关注和欲望，如果他们没有耐心、焦躁、冲动，尤其是容易激动，又同样容易失去兴趣，“即时满足”就达到了最佳效果。
  • 想要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就不能让他们休息。他们需要不断地接受新的诱惑，持续处于永不枯竭的兴奋之中，持续处于怀疑和不满之中。
  • 解决所有麻烦、重获转机的希望被寄托于消费者重拾他们的义务——再次购买，大量购买，不断购买。
  • 个体的责任在过去根据社会定位清晰地界定：贵族、商人、雇佣兵、手工业者、农场佃户或农场工人。现在，人们需要选择自己的社会定位，并使这个定位得到社会的认同。
  • 工作技能、就业场所以及职业规划是人们努力构建的社会身份中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 今天流行的口号是“灵活”，这个越来越时髦的概念代表的是一场几乎没有任何规则的雇佣和解雇游戏，而且在游戏进行时，单方面就可以随时更改规则。
  • 简而言之，在工作的基础上构建终身身份，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至少在目前，除了少数高技能、高特许职业的从业者外）是死路一条。
  • 目前的全球趋势是“通过大幅减少产品和服务的寿命，以及提供不稳定的工作（临时的、灵活的、兼职的工作），将经济导向短周期和不确定的生产”。
  • 和市场上的消费品一样，对一种身份的消费不应该——不允许——熄灭对其他更新、更好身份的渴望，也不应该——不允许——妨碍人们接纳新身份的能力
  • 一种彻头彻尾孤独的、私人的生活体验。聚集只不过凸显了消费行为的私密性，增强了其乐趣。
  • 一个人选择的自由度越大，自由行使的选择权越多，他/她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就越高，获得的社会尊重和自尊就越多，距离“美好生活”的理想也越近
  • 消费者社会“活在当下”，物欲横流，没有耐心等待。
  • 诱惑，炫耀未曾经历的奇景，承诺前所未有的体验，贬低尝试过的一切，才是最有效的
  • 伦理学赋予履行责任以最高的价值，而美学则把崇高的体验放在首位。履行职责有内在的时间逻辑，所以它把时间结构化，指引一个方向，使逐步积累、延迟享受等概念具有意义。
  • 如果说生产者社会是柏拉图式的，追求牢不可破的规则和事物的终极模式，那么消费者社会就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务实、灵活，遵循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原则。
  • 工作伦理认为，所有工作就本身而言都是“人性化的”，不管从事者得到的是什么直接乐趣（或没有乐趣）。尽职尽责能带来最直接、最具决定性、最充分的满足感
  • 如同所有其他可以成为消费标的、被消费者自由选择的事物一样，工作必须是“有趣的”——多样化、令人兴奋、具有挑战性，包含适度的风险，并不断带来崭新的体验
  • 问题在于，在这个美学标准至高无上的世界里，那些令人厌恶的工作未能保留过去假定的道德价值。只有未经消费者社会改造、尚未皈依消费主义的人才会心甘情愿选择那样的工作，满足于出卖劳动力勉强生存（来自贫穷国家的第一代移民和“外来务工者”，或四处寻找廉价劳动力的外来资本设立的工厂中雇佣的贫穷国家居民，都可以归为此类），其他人只有在被迫的情况下才会接受那些无法提供美学价值的工作。
  • 诀窍不再是最小化工作时间以腾出更多的休闲空间，而是相反，完全抹去工作与兴趣、爱好、娱乐之间的界限，把工作本身变成最令人愉悦的娱乐
  • 老板其实并不指望员工们相信自己说的是肺腑之言，他们只希望彼此对这场游戏心照不宣，并据此行事。
  • 贫穷意味着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意味着“达不到标准”，从而导致自尊心受到打击，产生羞愧感和负罪感。贫穷也意味着与既定社会的“幸福生活”无缘，无法享受“生活的馈赠”。随之而来的是怨恨加剧，并以暴力行为、自惭形秽或兼而有之的形式表现出来。
  • 在消费者社会中，一个人无法幸福地生活，甚至无法正常地生活，就意味着他/她是失败的消费者，或者说是有缺陷的消费者
  • 西布鲁克指出，“穷人与富人并非生存于相互独立的文化中。他们只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而这个世界是为有钱人的利益设计的。穷人的贫困不但因经济增长而加剧，也因经济衰退和停滞而加剧”。我要补充的是，“因经济增长而加剧”，具有双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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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福利国家的兴衰

  • 福利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结构，要废除这种结构，就必须废除政治民主和工会，并从根本上改变政党制度”。
  • 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逻辑是，把消费者欲望作为主要的社会动员和整合力量，作为解决冲突和秩序维持的主要手段，从长远来看，这会使“劳动力成本过高”。
  • 现在，在全球范围内正发生的事情是，资本的先知们发现，相较于把远方的廉价劳动力招募到本土，不如自己直接去那里更加方便、成本更低。
  • 消费主义最重视的是“选择”。
  • 这些人为了维护自己刚刚获得的独立，需要把“已获得成功的人有责任帮助尚未成功的人”这种社会共识连根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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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 如今，对大公司而言，进步首先意味着“裁员”，科技进步意味着用软件取代人。谴责接受救济的人不愿意工作，推断他们只要摆脱麻木和依赖的惯性，就能轻而易举地自力更生，现在听起来像是自欺欺人。
  • 第一类是“引导者”——发明家、广告商、推广者和商人。第二类是各领域、各层次的教育工作者。他们积极从事于可雇佣劳动力的再生产，把劳动力塑造成可供购买和消费的商品。第三类是从事“消费市场服务”的人。他们的工作是激活他人的消费能力，大部分是产品的销售者和培养消费者购买欲望的人。第四类是“常规劳动者”(routine labourers)。他们被配置于传统的流水线，或“新改进”的自动化电子设备终端，比如超市收银台。
  • 即使是最常规、最乏味、最没有尊严的工作，只要（也正是因为）有望长期（在实践中，是需要无限期）持续，就有利于稳定、扎实、持久的人际关系的成长。
  • 总而言之，这种被称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重要转变，给长期协作的可能性蒙上了一层阴影，更不用说对“共同事业”全心全意、无条件的承诺和忠诚。
  • 这些“常规劳动者”是临时的、可替换的、用完即弃的。
  • 依赖关系不再是相互的，而是单向的。求职者仍像以前一样“受缚于土地” ，不能自由迁徙，只能依赖本地的工作谋生，资本现在则可以无拘无束地移动，不用在意距离和国界。
  • 然而，当游牧资本想要转移到其他地方时，定居的劳动力根本就没有机会阻碍它转移，更不用说将其永久绑定，因此他们没有机会争取自己的权利，实现自己的抱负。
  • 未必是因为对手强大的力量和技巧，而是因为他们“我毫不后悔”的生活态度。他们难以捉摸，坚定地拒绝付出，避免承诺。他们精通胡迪尼式的逃脱术，总是打破最复杂的枷锁，从最牢固的牢笼里逃脱。
  • 无论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统计数字多么振奋人心，工作岗位仍在持续流失，徒劳寻找工作或因绝望放弃寻找工作的人持续增加。
  • “失业者”虽然暂时没有工作，但一旦环境好转，他们就有望回到生产者的行列，一切也将回到正轨。“过剩”的人则不同，他们是多余的、编外的，不被需要。
  • 他们确实有一个共同点：在其他人看来，他们没有存在的必要，正是因为完全无用才会被归入底层社会——若他们消失，其他人会生活得更好。
  • 外国煽动、培育的政治威胁不复存在，危险无处扎根，必须委身于社会内部，在本地的土壤中生根壮大。有人倾向于认为，即使不存在底层阶级，它也会被创造出来。事实上，它确实恰到好处地出现了。
  • 奥莱塔的大部分经验材料都来自野猫技能培训中心(Wildcat Skills Training Centre)，这个机构意图帮助社会公认的底层阶级成员回归社会。哪些人是目标群体呢？共有四类人：刚入狱的罪犯、正在接受治疗的瘾君子、靠救济生存的没有6岁以下子女的女性，以及17至20岁的辍学青年。
  • 这暗示着，即使能够消除贫穷，也不可能消除底层阶级。
  • 堕入底层阶级是自由的一种体现。在自由的消费者社会里，限制一个人的自由是不被允许的，但很多人认为应该限制那些滥用自由且威胁到他人自由的人，
  • 另一个影响可能更重要：底层社会的异常使得贫困问题“正常化” 。我
  • 与底层阶级一贯的丑陋和可恶不同， “仅仅是穷人”的人只是暂时遭受着不幸，他们本质上是正直的人，会作出正确的选择，并最终回到社会认可的边界之内。
  • 在社会日益富裕的过程中，如果贫困仍继续存在并持续扩大，那么工作伦理一定是无效的。
  • 底层阶级在当今富裕社会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吸纳恐惧和焦虑，过去强大的外部敌人扮演了这个角色，但他们已不复存在。底层阶级是内部的敌人，注定要取代外部敌人，成为保持社会健康的关键药物，成为源于个体不安全感的社会紧张的安全阀。
  • 换句话说，美国人对底层阶级真正的不满意在于，这些人的梦想，他们渴望的生活模式居然和自己如此相似。
  • 每种社会秩序都会制造出一些威胁它们自身的危险形象。
  • 一个社会如果对自己的生存方式缺乏自信，就会产生围城心态。
  • 市场诱惑，既是伟大的均衡器，也是伟大的分化器。为了取得效果，消费的诱惑、消费更多的理念必须传达到每一个角落，不加区别地传达给每一个愿意聆听的人。
  • 无能、懒惰的玩家必须被排除在游戏之外，他们是这场游戏的废弃品，只要不停止游戏，不停止吸纳参与者，这种废弃品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
  • 不停生产这种废弃品还有个重要原因：需要让仍在参与游戏的人看到作出其他选择的可怕后果（他们也被告知这是唯一的后果） ，这样他们就能够忍受，并愿意忍受这场游戏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艰辛压力。
  • 那些被排除在游戏之外的人所遭受的苦难，曾经被认为是社会造成的，需要用社会的手段来解决。鉴于现在这场游戏的性质，它们却只能被重新定义为个体的犯罪。 “危险的阶层”就这样被重新定义为罪犯阶层。于是，监狱逐渐取代了日渐萎缩的福利机构的职责，而且随着福利经费的不断减少，很可能会在更大程度上取而代之。